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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中国

龚鹏程:书院精神的当代发展

2016-10-26 19:07 查看: ||

龚鹏程:书院精神的当代发展

现今到底有多少书院?有人說七百多,有人說三千多,不知道,因為遍地开花,難以計數。这几年,是大陆国学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其主题词就是“书院”,各地、各種人都在办。

但书院的兴起与发展是有个脉络和过程的,慢慢才成為今天这个樣。所以我先要简单地做些历史描述,然后再来探索现在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

年来,台湾跟大陆的儒学学者在打口水仗。有人说:“大陆目前當紅的是政治儒学,关心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与宪政的问题。而台湾呢,过去发展虽然非常好,但比较偏重于心性儒学。”認為当代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先生他们在海外的拓展、跟世界哲学界的对话,比较强调孔孟心性之学的传统,要在已经高度现代化污染的社会,重新关注当代人回归心灵本原。这當然很有价值,但是在打开民主政治格局上,儒家卻没有起太大的作用。而大陆现在更想知道的是:儒家能不能在自由主义式西方民主宪政和社会主义統治型態之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出一个新的民主宪政方案。所以大陆有些儒者,說要回到康有为,重新探索儒家与当代政治關聯。这在大陆和港台,就不断引起争论。

龚鹏程:书院精神的当代发展

我现在要介绍的路数,則既不是心性儒学,也不是政治儒学;卻又界于心性儒学跟政治儒学之间,或者说它已打开一个新的空間。

这路数是什么呢?就是:让儒学重新回到现代社会生活的脉络中去。而这个路数跟我们书院的运动是有直接关系的。

這其實是條生活儒学的思想脉络。这个脉络約20世纪80年代才从台湾逐渐发展起来。

大家知道,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文革、台湾的文化复兴运动都已经结束了,两岸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大陆改革开放,台湾一样在改革,解嚴,開放黨禁、報禁。同时两岸间开始交流,开启了一系列学术和文化上的活动。所以两岸的命运在80年代以后就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之前是分隔的历史,但之後文化脉络、社会组织、人群肌理开始慢慢融合。

龚鹏程:书院精神的当代发展

當代新儒家是50年代發展起來的。张君劢、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在心性哲学上当然卓具贡献(近人常常没志气,说我们没有大师。实际上像方東美、唐先生、牟先生他们,在世界哲学家裡也是第一流的)。但他们对自由、民主、宪政也有很多推动。牟宗三写过《政道與治道》,後來還专门提出一套理論去處理传统儒家如何开展出科学跟民主的問題。徐复观則在香港长期办《民主评论》,提倡自由民主。他《谈儒家传统与自由民主宪政》,更是專谈这個的。张君励則是抗战后“第一屆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第一部宪法的起草人,也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最重要的奠基者。他参考德国《威玛宪法》,並根据儒家的政治观,創作了这样一部宪法,不但台湾现在仍在用,且被公认是不错的,在国际宪法学中也有其地位。当时台湾虽然国民党一党独大,实行了黨禁,但是张先生所主持的“民主社会党”还一直维持著。当时台湾只有三个党,而它卻也不是花瓶 ,是有主张的、有意见的。他还办了个杂志叫《警世钟》,提倡民主宪政。因此他是台湾儒家跟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重新融合的一个新类型。像當時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比较温情的,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既不是封建,也不是专制。张先生就跟他不同,对传统的政治体制及錢先生都有所批判。

换言之,新儒家本來就不只侷限於心性儒學,本來就也關心儒學之社會性。而他们所开创的這個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融合对话的路数,在80年代之后,实际上又有了新的开展。

除此之外,新儒家在台湾几十年,與其他一些讲儒学的团体,他们之间共同又推动了台湾另一个儒学发展的路向。这路向是什么呢?

龚鹏程:书院精神的当代发展

大陸的现代教育体制是从清末“废科举、立学堂”之后建立的。台湾則在甲午戰爭後被割让给了日本,所以日本人直接在台湾建立了這套现代教育体制。国民政府到台湾以后,仍继续推动这個体制。可是儒者多认为现代教育体制是有问题的,不可能培养出具有传统文化人格的人物。所以他们雖然也常在大学中教书,或在研究机构里任职,但他们会花很多精神去推动民间讲学,在民间办书院。譬如钱穆先生,最大的事功就是在香港办了新亚书院。唐君毅、牟宗三先生在香港和台湾也是这样。成立讲会或基金会,在民间讲学。

台湾民间讲学第一种群体就是这些老先生,他们有着对传统文化的理想,而跟现代教育体制有疏离感。他们希望寻找一个新的空间,向社会上去争取认同;並培养一些对文化传承有热情、有理想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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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很多,不仅是新儒家。像前幾年刚过世的毓鋆,一百多岁还在讲课。他原先也在大学教书,后来不教了,自己辦私塾。很多大学教授、学者、年轻学子、外国人的汉学家,都在他那兒读书。大家都認為:在大学读書,只是拿个学位而已;在私塾,則跟学位没关系,真学问的养成還得在民间的书院里。后来他的弟子们还成立了夏学会,繼續推动民间讲学。

在台湾另有个非常有力量的群体,就是台湾的泛宗教界。台湾的宗教因为没有受到大陆的影响,跟大陆的整體情况不一样,大陆曾经有一階段要“消灭反动会道门”。但这些团体在台湾,都持续地發展並办学。如台湾也曾经把它认定是邪教的 “一贯道”,在台湾发展了十幾个分支,信徒有几百万人,解嚴後亦可自由传教。所謂 “一贯道”就是《论语》中夫子说:“吾道一以贯之”的意思。它在政府压制期间还能继续传播壮大,靠什么呢?靠的就是在各大学里面办国学班、国学讲习会,培养了很多爱读古书的传统文化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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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读淡江大学時期,另有一个教团在我们学校办社团,叫“轩辕教”,拜黃帝的。教主王寒生先生每天晚上开讲。我也在那边听了《道德经》《黃帝十大經》等。同樣,拜王母娘娘的慈惠堂也在社會上開了很多講經班。还有一个天德教。号称“空手治百病”,信条是廿字真言:“忠、恕、廉、明、德、正、义、信、忍、公、博、孝、仁、慈、觉、节、俭、真、礼、和”。这不都是传统伦理嗎?但他們相信这个,並以这为咒语。后来它又发展出一个分支叫“天帝教”。我曾替它办了個华山讲堂。後來王财贵先生以此推動儿童读经,然后再推展到大陆。

可見这類民间宗教对台湾的经典传播、传统文化发扬起過很大作用。讲这种传统文化经典也不分佛、道。其实本来传统也就是这样的。嵩阳书院过去是嵩阳观,鹅湖书院过去是鹅湖寺。它雖是寺庙或道观。但文化传承是大家共同的事,书院是讲传统文化的地方,所以佛教、道教、民間宗教都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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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的传承,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又加上了些新的元素。

第一就是两岸交流。两岸交流扩大了台湾的文化视野,同时也让在台湾受到现代化体制性压迫而逐渐边缘化传统文化,得到新的生命。因为台湾毕竟走著现代化的道路,大学吸收了所有优秀的学生與学者,学者只能抽出一部分时间来替民间办学。大學又只講現代知識,不談傳統,故传统文化的力量,在这个现代化社会体制中,毕竟是逐渐地被边缘化。可是两岸交流之后,它的空间完全打开了,完全不一样了。传统文化的这些活力在台湾得到新的激发,也发现在大陆有很多同道。因为80年代大陆的学术环境也产生了重大的改变。从寻根文学、伤痕文学之后,产生了积极的“文化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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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实际上是有两種不同的路子。主流當然仍是西化,像当时的电视剧《河殤》认为传统中国文化代表了黄土地,是保守的力量,他们想追求蔚蓝色的大海。但在这个时候,传统文化也得到机会,重新恢复了生机。如1984年冯友兰、梁漱溟、季羡林等先生推动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先生虽然都在大学教书,但是他们要恢复中国传统书院。我第一次带台湾的教授团到大陆来来交流,办纪念五四70周年的研讨会时,也就是跟中国文化书院、北大哲学系、北大中文系合作的。所以中国文化书院也打开了两岸交流的格局。另外,1986年岳麓书院得以重修,並在体制上让岳麓书院跟湖南大学结合,使它不再只是一个旅游点,也负担了继承传统书院文化的任务。它遂开始有学术研究,招收研究生,跟湖南大学产生联动。

此外,还有个大规模的研究项目,是社会科学院的方克立先生主持了现代新儒家的一系列研究。他自己写了一部《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方先生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可能也因为他这样的身份,才能够提倡对于港台新儒家的研究。冯友兰、贺麟、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一直到海外新儒家的著作才得以重新整理跟发扬。

這就带出了一批新的研究者。如現任中國文化書院院長王守常当年就是整理熊先生全集的。在这个阶段里面,他们跟台湾也有了很多互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80年代中期,台湾本身的学术发展中也有另外一个脉络,是原来没想到的。

原来都是一些读古书的人在讲传统文化,但是现在出现一批生力军。是些什么呢?台湾因发展工商业,所以管理学院非常多,台湾当时号称“东亚四小龙”之一嘛,中小企业的发展,当时正旺。可是台湾的企业运作体质使得当时很多美国留学回来、讲哈佛式管理的,在台湾都不适应,水土不服。觉得讲美国这一套,在台湾用不上,后来就发展日本式管理。日本式管理在台湾也火过一阵子。很多人以为台湾受日本影响很大,因为受日本统治過五十年。可是就像在台湾吃的日本料理,跟在日本吃是不一样的。口味、水土都不同,所以日本式管理在台湾最終也施展不开。后来管理学界就有人想:那我们可不可以尝试发展一種中国式管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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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中国式管理,就是由《易经》《孙子兵法》《贞观政要》等等抽提出一些原理原則,跟管理學理論結合起來談。前几年大陆上有一大堆讲成功学、厚黑学的,讲“《易经》决策管理”的,无数的MBA班、高阶管理班、應用国学,其實就是当时在台湾的延續。现今在电视上非常活跃的曾仕强先生,就是80年代中期在台湾开始摸索做中国式管理的人。他是管理学学者,但他必须寻求新的应用上的突破,所以回头来跟传统学问做个新的结合。

另外還一个新的契机。台湾的教育过去都觉得非常有成效。特别是我刚刚说的,在台湾是“东亚四小龙”的时候。但是慢慢到了80年代以后,大家就体会这一种从清朝、从日据时代发展下来的教育体系,内部有很多问题,而且病入膏肓,非改革不可。所以社会上急切呼吁: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彻底的教育改革。这个教育改革后来一直是政治上非常重要、大家也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在李登辉乃至陳水扁时期,由李远哲领军进行了十多年的教育改革。但可惜失败了。这个失败也导致了台湾现在的困局。

很多人看台湾看不清楚。觉得台湾整天在政治上吵吵闹闹。但关键其实不在那里,在于教育改革的失败。因為教育改革失败,使得台湾陷入到半瘫痪状态,到现在也没找到出路。这是李远哲带给台湾的噩梦,也是他人格破产的原因。他当时声望极高,是诺贝尔奖的得主,蓝绿双方都非常支持他,在民间更有极高的声望,但他所主持的教改,连他自己都承认是失败的。

雖然如此,在80年代,大家並不能預知未來,因此我們有很高的激情,希望能够进行改革。而也因为要改革,所以打开了一个办书院的机会。我辦的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就是在這個機會中出現的,當時的口號是:在現代大學中恢復傳統書院精神。

另外就是当时台湾在推动社区总体营造。小社区全面的改造,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社区文化化”,社区要有文化。社区不只是一个生活空间,它更是一个文化空间。还有“文化社区化”,文化不是只在庙堂,不是只在大学,文化要进入小社区。这对台湾的社会体制也产生过重大影响。因为这样,所以教育权力下放了,各地开设的许多社区大学。现在大陆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华人地区是比较好的。但这一些文创产业(特别是跟现代书院合作的文创产品。如茶道、香道、花道之類产品)都是在这个脉络下发展出来的。

二、

好了,这是一个大的背景與脉络。这脉络到90年代以后怎么样了呢?别的不说,以我自己的一些工作来做例子。

当时,大家找了很多新思路。如曾昭旭先生认为传统儒家讲“五伦”关系。这五伦中虽有“夫妻” 伦,但它只討論成为夫妻以后的关系。现代社会則較复杂,男女关系不完全是夫妻关系。这是当代生活上很大的问题。人,一般不会为了政治環境恶劣而自杀,但受情伤而自杀的卻很多。青年人最常碰到的问题也多半来自于感情、来自于家庭。在儒家理论中,其實也還没有完全处理好這些问题。对于新一代的孝道、新一代的爱情伦理、夫妻伦理、情人间的关系,我们又都没有新的开展。所以他要講“爱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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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則提倡一種后现代的儒学。过去我们谈来谈去都是儒家跟现代社会如何的关系。但进入后现代以后,要不要发展出一種后现代的儒学,或者叫做新儒家之后的儒学?這種儒学的整体格局、关怀点,跟过去强调道德主体性的談法是不一样的。

还有像傅伟勋教授提倡“生死学”。因為:讲哲学,最核心的就是要解决生命问题,了解生命的价值,解决生存的困惑,所以一切哲学关键是处理生死问题。当然生死问题过去佛教已经讲了一些了,但還有許多問題有待处理。跟美国的“死亡学”等学科没法关联起来,不能对当代社会有所发展。当时我在办南华大学,就请他把美国工作辞掉,到台湾来跟我一起开创“生死学”这个学科。後來影响非常大。不但创立了学科,而且改造了整个行业甚至社会。我自己还替台北市政府写过一册《台北市民通用丧葬手册》。

龚鹏程:书院精神的当代发展

傅先生为什么愿意把美国终身教授的职位辞掉,到台湾来參與一个新的学校?这个新的学校没有任何政府支援,完全靠社会动员,社会募款。当时的号召叫“百万人兴学运动”。我提出一个新大学的理想,說台湾有很多大学,为什么还需要我们费这么大的牛劲来办一所学校呢?是因为现在的大学都不够好、都有问题。所以说台湾不缺大学,但是缺乏真正的大学或者叫真正的好大学。我们要辦这样一所好大学,号召100万人每人每月交一百块钱台币來支持我。这些人为什么要来支持我办大学呢?我说“我们要办一所恢复中国书院精神的现代大学。”体制上,它固然符合台湾教育的规范,是类似台湾清华、台大的这样的现代大学,但是它内部跟台湾所有大学都不一样。是传统书院精神贯穿下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当时在社会上,之所以能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就是因为这个理想大家已经期盼甚久了。大家都觉得现代大学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希望能恢复书院传统。书院传统的回归,成就了这样的大学。

辦这樣的大学,前后前后花了我十年的心血,辦成了兩所。这两所大学从一开始就是台湾新式院校中最好的,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的记录没有被打破,也不可能被打破。例如一位學生有兩位導師輔導他。全校實施通識教育。学校图书馆24小时开放,且没有任何门禁。学校职员上班不打卡,也没有什么加班制度等等,一切都不一样。像佛光大學,一开办就招博士生,也从来没有学校是这样办的。每个学校都是从本科慢慢办上去,只有我们是从研究生往下办。所以我们的师资非常好,雖是一个新的小学校,卻有许倬雲先生、楊國樞先生等院士、中研院副院長,乃至諾貝爾獎得主高行健等等。這些学者为什么要到我这新学校?而且这学校在山坳里,非常偏僻,一切教学设施都很差。当时草莱初辟嘛!他們为什么愿意来?因为有一个新的理想召唤着他们。那就是:怎能把传统书院的精神重新贯通在一座现代大学中、显示在所有制度上。

具体说起来,它有几点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与我们後文要谈的东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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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经典教育。每个学科的核心都是经典课程。学生在四年课程中,至少要详细读完八本中西经典书目,经典教育贯穿整个教育。

二是通識教育,全人格教育。学生考进去时,大一大二都是不分系的,没有分专业。所有学生进行的是一套通識教育。这种方法後來也开始被有些大学采用了,如北大就设了一个“元培学院”,試用这种方式。通識教育的推广,2000年以后也得到很多学校的支持。但所有学校都是在专业教育的体制内进行一部分通識教育。我们不是,我们全校都是通識教育,结构完全不一样。所以传统文化修养是每个学生都会的。譬如我的学生,不管哪个科系,都会弹古琴。古琴課每个学生都上,其他通識教育的课程就不用说了。为什么要學古琴呢?因为学校提倡礼乐教化,所以要恢复中国传统礼乐。就像刚刚開幕式,各位都听过演唱《诗经》里的《关雎》,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结婚的礼赞,非常动人,唱得也很好。但是请问:诗经裡的《关雎》怎么唱,你会吗?我们现在对于古代雅乐是很陌生的。而我1996年就设立雅乐团开始摸索、恢复、重建雅乐。五年前在大陆的中国音乐学院也设立中国雅乐中心,重新教該学院的老师跟学生什么叫中国音乐。

中国的礼器、乐器,很多人已不认得了,我们从南华大学开始做起,20多年了,当然有若干成果,我们也愿意分享给其他的书院。

三是管理学的人文化。最先南华大学只是一所管理学院,办的都是管理学科。但是我们开创了管理学的整体人文化。不但是中国化而已,还是整体的人文化。所以我们开创了艺术管理、非盈利事业管理、殡葬管理、出版学、环境管理、旅遊事業管理等新学科,这些也延伸了刚刚讲的管理学的中国化。把它全部改造,出现了人文管理学的一个新学群。

管理学过去只有两大块,一政府管理,二企业管理。在我这边才开展出人文管理,像艺术管理这種科系,过去是没有的。非盈利事业管理,过去也没有,連名称都是我定的。

这是大学跟书院重新磨合,因為过去切开了,重新接合,得創造出一个新模式來。與此同时,大陆也在进行類似的尝试,如岳麓书院也正想办法跟大学结合起来。又如韩山师范学院,现代教育传统已有一百年多了,但也有一个老的书院传统,这两个部分要重新糅合起来来做。虽然因为实际条件不同,大家做法不太一样,但它代表一種思路。

龚鹏程:书院精神的当代发展

三、

2004年我大学校长卸任以后,主要就在大陆上活动了。这些活动遂也逐渐拓展到大陆各领域去。

首先我要在大陆重建书院。不但每年都辦國學營,带着学生环绕着书院去游学。如到江西鹅湖书院、白鹿洞书院去转。到河南、贵州、浙江、山东等地去,恢復大家對书院的認知、實地考察重建的機會與方法。

重建之後,接著就要做孔庙和書院的活化,我在2001年成立了东亚孔庙联谊会,提倡、討論如何恢复传统孔庙的活力。各个地方的孔廟、书院荒废著,或移作他用,或只是个文化旅游点,或只是个文物單位,都需要重建並予以活化。十年以還,我和我的朋友學生們做過了底下這些:

北京:天泰书院、明道塾、世界漢學研究中心分部

四川:成都都江堰文庙、都江堰国学院、眉州洪雅五斗观

浙江:杭州复性书院、杭州韵和书院、宁波桃源书院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宜春昌黎书院、吉安阳明书院、龍虎山道家書院

江苏:南京崇正书院、常州道南书院、南京大报恩寺報恩講堂

陕西:汉中汉博园、汉宫、汉源书院、世界汉学研究中心

福建:泉州大观书院

金门:金门燕南书院

广东:广州明伦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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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都知道:孔庙和書院若只是个文物、历史遗迹,或只是一个旅游点,它就是死的。传统的祭祀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現在都要讓它活起来。目前國內大約也只有我這個體系能做到活態運營。一是有教学,恢復廟學合一、恢復書院教育,正式招生。二是有祭祀。春秋岁时祭祀,現在各地也多開始辦了,但有規範的很少。我們比较规范些,相關禮樂恢复得比较好。三、这些礼乐又衍生為文化活動,寓教於樂,還兼有學術性。例如在孔廟和書院中舉辦婚礼、冠礼、士相见礼、射礼、鄉飲酒礼,恢复傳統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恢復古代書院六小舞,办世界古琴大会、经学研讨会等等。四、文化旅遊。只有学术、教育、文化活动都恢復了,孔廟和書院才能真正成為文化旅遊之標的物。像都江堰孔庙原先复建时,连厕所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进孔庙無非去看看孔子的牌位、孔子爸爸的牌位、孔子弟子们的牌位。晃一圈,十分钟就可以出来了,有啥可看的?所以当时根本沒考慮建厕所。但现在随便一个游客进去,可能个把小时不出来。因为有很多东西可看,有各种的活动。“百度”還挑選它做为中國唯一的孔庙文化的數字博物馆。

这就叫做古迹的活化运营。这是我当年在台北市政府擔任顧問時提出的概念。当时通过台北市文化局来做,孔庙祭孔完了以后就讲学,局長龙应台等人都坐在底下聽。所以孔庙不是只是拜拜而已,它本身是个讲学的地方。另外,還设立一些观光旅游路线,环绕着书院跟孔庙来做。希望让孔庙和书院成为当代城市新的文化中心,像灯塔一样能够发光,或像发电机一样能发电。

这種活化当然包括了六艺的传习、礼乐的传习。传习不只在孔庙跟书院中做,同时也要在社会上做。因此我在上海市嘉定區成立了一个礼乐传习所,要讓現代社会“富而好礼”。编了些书,也跟报社配合做圖文,也辦礼乐传习培訓。近日北京也准备做礼乐的传习。除了礼乐之外,我們还有古建筑传习所、武术传习所呢!

另外呢,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我是推广中心的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绝技,我们过去不认为它是学问,认为它只是技艺、技术。把“道、器”分开了看。但是我认为它是传统文化、国学很重要的一部分。要把这些技术好好地保留,另外能够说明这些技术它的理论上、在道理上它表达了怎样一种观点、带有什么样的价值,综合结合处理起来,所以我们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

现在我们还准备继续做的是社区国学。让国学进入到每一个社区,这是我们延续当年在台湾所做的部分。总之,所做的这些,重点都不在于个人的修身,而是强调儒学重新回到我们的社会脉络里面去,让我们在社会一般人的生活中就能够重新体会国学,体会传统文化。

我刚刚所讲的,是以我做事为例。但这些並不只我一個人在做,很多人在做类似的事。比如说书院有书院学会,每个地方也重新恢复了很多很多书院,目前是个热潮。孔庙虽然活化得不多,但很多地方的孔庙也都朝着这个方向在做、在走,或者在做局部的恢复,所以有很多孔庙負責人到我们那边观摩。礼乐传习也一样,做得很多。所以刚刚的介绍虽然偏重在于我个人的经验,但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思路。这十多年来,大陆总体的思路大概也显示在这几个方向。

四、

以上可說是成果。现在要談面临的问题,問題在哪?

一,如今大部分书院还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屬政府的事业单位或由政府主管,有些归旅游部门,有些归文化部门:文化局或文管所。如白鹿洞书院即归屬庐山景區管理处,教育等功能只附在風景旅遊任務下来发展。有的书院也办些讲座,但实际上只是过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少年宫之類的性質。也有些是图书馆功能的发挥,如尼山书院,就是通过山东文化局跟山东图书馆是合作的。图书馆里面另挂了个尼山书院的招牌,然后办讲座。但這種面向公務員的培訓或面向市民的讲座,属于社教性质,與各社教機構辦的其實沒什麼差別。如若要求書院独立讲学、独立运作,則現在還有很多限制。

它有财务上的限制。或靠政府拨款,或者业务收入,如作为旅游点的書院就靠門票。然而書院并不是热门的旅游点,作旅游,往往连内部的小卖舖都维持不下去。因为一般游客对书院没太大兴趣,书院裡也没什么可看的,逛一逛,瞧瞧旧建筑而已。且大部分也不是旧建筑,只是仿古的水泥紅磚屋。这种假古董有何可看?所以这是目前蛮大的问题。

另一种,是在教育改革脉络下发展起来的书院。这類,性质複雜,我把它稱為“泛书院运动”。什么叫“泛书院运动”?就是說其中很多並不是书院,如遍地开花的儿童读经跟私塾,往往自稱為书院。其实它不是,只是蒙学馆。所謂读经,大多也不是经,像《弟子规》是什么经?但大家读得热火朝天。这种蒙学也有引进西方蒙台梭利或华德福等教育理念的,跟傳統文化就更遠了。還有经典诵读或少儿吟诵工程,做诗词教育或耕读,有些則强调修身。距古代書院之性質與規模格局皆甚遠。

有些书院也讲经,或讲《老子》或讲《庄子》或講佛講禪,古代書院也沒這樣辦的。

龚鹏程:书院精神的当代发展

另外还有一大批书院是会所改名。因为这兩年反腐,所以原先一大批私人高级会所办不下去了,就改头换面,自称书院。还有一部分商人做生意,賣香、賣茶、賣古琴、賣陶瓷、賣文创产品,也把经营点稱为书院,找一些人来讲习相关的知識,组织旗袍会,组织汉服會,组织音乐欣赏,组织聞香品茗等等。

这些,是书院嗎?像儿童读经,只是蒙学,當然谈不上。书院是大人之学,而且都是有学派、有传承、有宗旨的。这些蒙学层次卻很低,通常是“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凑几名学生,令其背誦。这跟古代书院的规模、格局、层次距离遼遠。至于会所型的所謂書院,只是一种文化沙龙,通常也没有藏书。

过去的书院是以藏书为中心的。所以叫书院。有了书,就有人来读书。有人来读书,读不懂,需有人来教书,因此才有了教育功能。藏了书以后还要整理、刊刻,所以书院又是研究中心、圖書編印中心,多有藏版。现在这些书院,既谈不上藏书,也谈不上刻印。很多匾聯摆设,甚至错字连篇。坊間也有专门做线装书的公司,做一批线装书卖给这些书院妝點門面。其中也是错误甚多。书的选择跟编排都大有问题。

另外,它們没有祭祀。虽然书院不像孔庙,但书院仍是有祭祀的。平時也有礼乐講習,學生要跳“六小舞”。但现在没有一个地方会跳这个舞。我八月底准备在曲阜“尼山聖境”办全國國學院長高峰会,会把“六小舞”恢复起来,请大家指教。它不是孔庙的佾舞,但很值得恢復。可惜這些禮樂,现在书院都谈不上了。

由於不懂禮,所以书院办的“释奠礼”“释菜礼”,一般都是错的。山东曲阜的祭孔释奠礼,就多错误。其他地方更不用說。“释菜礼”也是一样,大家看“释菜”,根据《礼记》的解释,以为是拿菜去祭,其实不是的。“释菜礼”的祭品很多、很丰富,仪节也很複雜。同时,“释菜礼”並不等於开学礼,“释菜礼”是每个月朔旦办的。我有专门的文章談過,各位可以參考。

書院的礼乐之所以不规范,是因文化斷層,故今人多不懂。

不能谈太多,僅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刚刚看到演奏,弹拨的乐器主要是筝。可是我们讀《诗经.鹿鸣》,它說的乃是“鼓瑟吹笙”,不是箏。而瑟现在几乎消失了,連民樂團的人也沒見過,所以他們沒法給我們表演鼓瑟吹笙,只能彈彈古箏,聊為替代。

龚鹏程:书院精神的当代发展

有天我去都江堰孔廟,乐队的团长拉著我说:“我们孔庙复建时,从曲阜仓库里复製了一批乐器,但拿来一看,很多都不认识。”他们都是学民族音乐的,但为什么許多樂器都不认得?因为我们现在的所謂民族音乐,多是胡乐,如胡琴、琵琶、唢呐等等,另加上一些俗樂。古代真正的祭天、祭宗庙、祭鬼神等大型禮樂,誰也沒見過。像瑟這樣的樂器,當然也没见过。瑟跟琴相比,大了許多。古琴只有七弦,瑟二十五弦,幾乎是琴的四倍,比古筝也都大上一倍呢。这么大的一个家伙,他問:“龚老师,这是弹的,还是像扬琴一样敲的?”這都不知道,而且没见过谱子,怎麼奏?我说谱子有,但光給你谱还不行,还得给你讲讲课。

为什么?我们現在祝賀別人结婚时,還常说“琴瑟和鸣,百年好合”。刚刚聽表演唱《关雎》,《关雎》不就說“钟鼓乐之,琴瑟友之”吗?这一章,孔子说:“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因为有琴有瑟,众声和鸣,特别好听。但是当琴瑟和鸣时,瑟大琴小,可是琴为主,瑟为从;琴为阳,瑟为阴。所以瑟要配合琴转调。若不說明,你光照著瑟譜去呆彈也是不行的。

這只是一個例子, “礼乐射御书数”目前什麼都还有失落的環節,需要我們慢慢填補起來。。

現在書院做得較熱鬧的,是非遗的推广,各地都在推广茶、香、花(花道、插花)、服装(旗袍、刺绣、漢服)、昆曲、古琴等等。但這些都是跟艺术品买卖、文创产品销售等结合的,真學問很少,商家忽悠的性質多。

有关社区国学部份,现在也只不过有少數房地产商在其楼盘、小区,拿出一小块地方来做些国学课程。或者有一部分像山东顏炳罡先生做的乡村儒学,是跟古村落重建结合的。现在人口外流,古村落残破了。有一些地产商愿意重新恢复这些古村落,把儒学带进去。或者有一些學者到农村去讲国学,改善乡村里婆媳关系、父子关系等问题。

方今書院運動之大體狀況約略如此。通常,文物点、旅游点的书院发展性比较小。因为它受限于政府的机制,人员又不能调整,内部很多人没办法另行安置,牵扯很多。现在,这种文化旅游形态的單位往往會跟地产商合作。地產商现在要去拿地已不容易,但若以恢复书院、恢复寺庙、恢复道观为名,則能取得较好的土地,地方政府或許還愿意再出一些土地跟他置换。

现在還有一个新模式是文化产业园区的扩大化。就像汉源书院。汉中不像一般城市僅在新城區闢一小块高新产业区、一小块文化园区,而是整个三十平方公里就是漢文化园。曲阜尼山圣境也是这样的。尼山圣境也占地三十多平方公里,现已建了一尊七十二米高的孔子像以及书院群落。

龚鹏程:书院精神的当代发展

还有些是培训产业、教育培训产业大力转向国学、转向书院。教育培训产业主要是课辅教材等的开发,出售教学光盘、视频,教材教具。你们不是要儿童读经吗?我就出聽读机,跟寺庙中的诵经机一样。還有一些也做连锁,出品很多课辅教材。

另外像MBA这些企管培训产业转向国学的也不少。因为政府官员、党员过去对国学是一窍不通的,现在政府开始提倡,党校都要开传统文化课程了。党校没有师资啊,怎么办?所以这就由培训机构来帮他们运作,到各大学找教员,帮他们提供课程,把各级政府官员招到大学來为他们进行这种国学的补习。

这些,是大陆目前几种形态和主要运作方式。说得好听是“百花齐放,多彩多姿”,说得不好听就是“一团混乱,什么形式都有,良莠不齐”。大家又没有统一的目标,各自想办法来做,不但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随便一个什么人也都可以办。

經費呢,有政府投入办的、有民间财团支持的、也有慈善团体介入的,或是跟大学合作的。模式非常多。

但现在我们有共同的问题,一,缺乏独立的财务结构。書院或由政府出钱来办,要不就是想办法赚一点业务费、补贴補貼。但完全要靠讲学或活动维持运营,其實非常困难。传统书院有学山、有学田,现代书院除非背后有地产商或大财团、公益团体来支持,否则光是找錢就已经把主持人的精力消耗殆尽了。因为他毕竟是读书人,不是商人。如果他又要辦學又要经营,精力耗損之外,還常被质疑说:“你这是在做生意啊,不是在办学,怎么可以天天去做商務呢?”基于書院的纯粹性,它本身也不能太往商業上靠,很多事不能做,只能仰赖别人支持。但是仰赖别人,各位想想,在我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作逻辑中,它又會變成什麼狀況?

假如孔子今天要办学,他一定没钱,那他可能找子贡出钱。但是子贡出钱以后,成了董事长,孔子就得听子贡的。因為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逻辑是:谁出钱谁是老大。這樣,你这书院还办不办?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是政府主导,政府是老闆,你要有独立的财务结构就更困难,现在政府欠款賴帳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他還可以随时把你收掉。所以在法律地位和财务结构上,都没有保障。

二是我们缺乏独立的教学体系。很多書院办得很风光。出来讲讲,也有很多东西可说,但内部都是一肚皮苦水。因为我们不能独立招生,没有独立的师资,不能独立讲学,爱讲什么讲什么。連岳麓书院都不能像湖南大学一样独立招生。实际上岳麓书院的名气比湖南大学大多了,但是不行,它只是属于湖南大学里的一个机构。一般書院要申请成为一个正式的教育机构更是困难重重。要正式跟政府申请,说我们这是一个教学点、教学机构,得到一个执照,本身就是一樁难事。

另外,我们缺乏联合资源体系。什么叫联合资源体系?因为我们“良莠不齐”,性质各异,没有共同的目标,也没有共同的经营策略和方法,甚至我们没有共同的利益。每个书院的利益点不同,所以书院之间都在高喊合作,“同声相应,同气连枝”,希望大家能有一些联合的行动。但实际上非常难以协调作战。都是各做各的,能互通声气就已经很不错了,許多时候還有竞争的关系,也不会坦诚地来合作。书院的负责人都读圣贤书,但毕竟都还不是圣贤,而且读书人之间的合作其实最为困难,每个人各有主張,都很难听别人的。合作可以,可是谁当头呢?这样的问题誰也不說,但人人肚裡一把尺。

龚鹏程:书院精神的当代发展

可是,联合资源体系的建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过去许嘉璐、杜维明先生他们曾想办书院联谊会;我們也在上海九州书院發起過類似的號召。討論時大家都热火朝天,但是後來往往没了下文,原因就是如此。

现在,我联合了一些其他的书院,例如台湾毓鋆先生的学生們也办了十几家书院,我们联合做的一个线上的 “华夏学苑”,华夏国学教育的联谊会。在网上提供我们的资源,师资、课程等。各地書院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提供这些协助,但不要求、不强迫别人来配合我们,我们只是做一个提供者。

這樣做,是因为:没有利益谁也不会来跟你合作,所以我们釋出我们现有的资源,看看能不能来进行一种合作。现在若能真正建立一个这样书院的联合资源体系,未来发展才会比较好。

还有就是我们本身的体制还需要改善。现在书院的规模都非常小,都没有藏书、没有大儒讲学、没有宗旨,這就自稱是书院,其實是笑話。设备、器材當然都需要擴充,师资更需要提升跟培训。经营人才也是需要養成的。諸如此類,人才的养成、体制的改善,是我们要努力做的。

未来经营的模式肯定會因地制宜,社会也正在逐渐改变,政策則会逐渐地调整,所以我相信未来的空间会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办书院的人可能要有一个特别的体会或者对自己的一个承諾,就是不忘初心。对于书院精神的掌握、对书院传统的理解,是我们办书院的人最核心的力量。

現在,我們对传统书院有多少认识、对传统书院精神有多少理解?我看过很多的书院,大力誇示“我们这个书院培养了多少科举人才,考上了多少状元。”这不是荒谬吗?朱熹他们当年为什么要办书院?就是反对科举、反对利禄之途呀!如果读了书就是要将来做大官、發大財,那是成功学、厚黑学,不是我们书院的传统。书院传统是什么呢?是为自己负责,为古圣先贤负责。我读书,我继承这个文化,为世界负责。这才是书院未来能够发扬光大,甚至于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改造現行教育体制最重要的力量。如果这个力量丧失了,办再多书院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想法提供给各位做参考,感谢各位。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龚鹏程:书院精神的当代发展

龚鹏程,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

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有文史哲宗教艺术著作八十余种。2004年起,讲学于大陆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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