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2012年底，木心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丹青公开了十八年前的木心讲义，并将他在纽约听课时的五大本笔记录入电脑，交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逾千页的《文学回忆录》。这部书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学史，而是一位历经风霜、睿智达观的老人对于文学的见识，甚至可以说，这是木心有关文学的一部荒诞小说，有些出乎大家对文学常识的意料，有些直接将大家对文学的偏见打破。

每堂课的讲义，木心手写近2万字。陈丹青回忆道，木心老师做学问的态度十二分老实，即便讲到土耳其、波斯或印度作家，他也将不同作者姓名的拼写法端端正正写出来，讲到关汉卿、汤显祖，则将其生卒年月写清楚。令学生们惊异的是，木心并未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几乎全凭自己的记忆力讲述各国文学史。

陈丹青说：“我所迷恋的是木心以及他这代人的语言方式，通透、温厚、泼辣，大道理讲得具体生动，充满细节和比喻，一针见血，丝毫没有空话套话，没有学术腔。”木心正式的写作，虽比张爱玲、周作人、沈从文等人晚很多，却更有“五四”文风，如凤凰浴火般，带着古典的含蓄悠远之美，用现代白话，娓娓道来；他历经坎坷，但不惊不怒，超脱于表象之外，把点滴琐事，用诗歌般的语言，轻叹慢说，些微感悟，字字珠玑，干净、熨贴。

【作者简介】

木心，1927年生，原籍浙江桐乡乌镇人。海外华人文化界传奇式大师，画家，作家。原名仰中，号牧心，笔名木心。1946年，师从林风眠，入“杭州国立艺专”探讨中西绘画。曾任杭州绘画研究社社长，上海市工艺美术协会秘书长，《美化生活》期刊主编，交通大学美学理论教授。

1971年，他在文革期间入狱。狱中，木心用写“坦白书”的纸笔写出了洋洋洒洒65万言的《The　Prison　Notes》(《狱中笔记》)。1982年定居纽约，从事美术及文学创作。从1984年起，台湾洪范、圆神、远流等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木心作品，包括：散文集《琼美卡随想录》、《散文一集》、《即兴判断》、《素履之往》、《马拉格计画》、《鱼丽之宴》、《同情中断录》；诗集《西班牙三棵树》、《巴珑》、《我纷纷的情欲》、《会吾中》；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等。他的部分散文与小说被翻译成英语，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并作为唯一的中国作家，与福克纳、海明威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他的画作被大英博物馆收藏，这也是20世纪的中国画家中第一位有作品被该馆收藏的。2006年，木心归国定居乌镇，2011年12月21日，病逝于此。

【陈丹青回忆木心讲课始末】

23年前，1989年元月，木心先生在纽约为我们开讲世界文学史。初起的设想，一年讲完，结果整整讲了五年。后期某课，木心笑说：这是一场“文学的远征”。

 “文学远征”始末

1982年秋，我在纽约认识了木心，第二年即与他密集过往，剧谈痛聊：文学课里的许多意思，他那时就频频说起。我原本无学，直听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愿独享着这份奇缘，未久，便陆续带着我所认识的艺术家，走去见木心——上世纪八十年代，纽约地面的大陆同行极有限，各人的茫然寂寞，自不待说——当然，很快，众皆惊异，不知如何是好了。逢年过节，或借个什么由头，我们通宵达旦听他聊，或三五人，或七八人，窗外晨光熹微，座中有昏沉睡去的，有勉力强撑的，唯年事最高的木心，精神矍铄。

1989年元月15日，众人假四川画家高小华家聚会，算是课程的启动。木心，浅色西装，笑盈盈坐在靠墙的沙发，那年他六十二岁，鬓发尚未斑白，显得很年轻——讲课的方式商定如下：地点，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时间，寒暑期各人忙，春秋上课；课时，每次讲四小时，每课间隔两周，若因事告假者达三五人，即延后、改期，一二人缺席，照常上课。

开课后，渐渐发现或一专题，一下午讲不完。单是《圣经》就去两个月，共讲四课。上古中古文学史讲毕，已逾一年，越近现代，则内容越多。原计划讲到十九世纪收束，应我们叫唤，木心遂添讲二十世纪流派纷繁的文学，其中，仅《存在主义》便讲了五课。

木心讲课没有腔调。他语速平缓，从不高声说话，说及要紧的意思，字字用了略微加重的语气，如宣读早经写就的文句。录入笔记的这半年，本能地，我在纸页间听到他低哑苍老的嗓音。不止十次，我记得，他在某句话戛然停顿，凝着老人的表情，好几秒钟，呆呆看着我们。这时，我知道，他动了感情，克制着，等自己平息。

“结业”派对，是李校长安排在女钢琴家孙韵寓所。应木心所嘱，我们穿了正装，分别与他合影，孙韵母女联袂弹奏了莫扎特第23号钢琴协奏曲。阿城特意从洛杉矶自费赶来，扛了专业的机器，全程录像。席间，众人先后感言，说些什么，此刻全忘了，只记得黄秋虹才刚开口，泪流满面。木心，如五年前宣布开课时那样，矜矜浅笑，像个远房老亲戚，安静地坐着，那年他六十七岁了。就我所知，那也是他与全体听课生最后一次聚会。

【《文学回忆录》精选】

诗经、楚辞

如果中国有宏伟的史诗，好到可比希腊史诗，但不能有中国的三百零五首古代抒情诗。怎么选择呢？我宁可要那三百零五首《诗经》抒情诗。任何各国古典抒情诗都不及《诗经》，可惜外文无法翻译。

《离骚》，能和西方交响乐——瓦格纳、勃拉姆斯、西贝柳斯、法朗克——媲美。《楚辞》，起于屈原，绝于屈原。宋玉华美。枚乘，雄辩滔滔。都不能及于屈原。唐诗是琳琅满目的文字，屈原全篇是一种心情的起伏，充满辞藻，却总在起伏流动，一种飞翔的感觉。

魏晋文学

中国的文学，是月亮的文学，李白、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阳刚是内在的、天生的。

汉赋，华丽的体裁，现在没用了。豪放如唐诗，现在也用不上了。凄清委婉的宋词，太伤情，小家气的，现在也不必了。要从中国古典文学汲取营养，借力借光，我认为尚有三个方面：诸子经典的诡辩和雄辩，今天可用。史家述事的笔力和气量，今天可用。诗经、乐府、陶诗的遣词造句，今天可用！

中世纪欧洲文学

好比一瓶酒。希腊是酿酒者，罗马是酿酒者，酒瓶盖是盖好的。故中世纪是酒窖的黑暗，千余年后开瓶，酒味醇厚。中国文化的酒瓶盖，到了唐朝就掉落了，酒气到明清散光。“五四”再把酒倒光，掺进西方的白水，加酒精。

《神曲》涵盖甚大，中世纪哲学、神学、军事、伦理。以现代观点看，《神曲》是立体的《离骚》，《离骚》是平面的《神曲》。《神曲》是一场噩梦，是架空的，是但丁的伟大的徒劳。

中国古典戏曲和文学

中国剧作家的创作观念是伦理的，寓教于戏。有了这种观念……儿女情长，长到结婚为止；英雄气短，短到大团圆……不过是忠孝仁义，在人伦关系上转圈圈。

中国人的民族性，很善说故事。小时候家中佣人、长短工，都会讲故事，看去很笨，讲起来，完全沉浸在故事里，滔滔不绝。中国哲学家也比西方哲学家更喜以形象说理，放进很多神话、传说、寓言，甚至笑话——这或许就是先秦诸子夹着早期的袖珍小说……那时的谋士、策士，进谏皇帝，也要会讲故事，否则要杀头。

在我看来，古代小说是叙事性的散文，严格说来不能算小说。直到唐代，真正的小说上场，即所谓“传奇”。唐人传奇精美、奇妙、纯正，技巧一下子就达到极高的程度，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等西方短篇小说家若能读中文，一定吃醋。

日本古典文学

抱着原谅的心情去看这些诗，很轻，很薄，半透明，纸的木的竹的。日本味。非唐非宋，也非近代中国的白话诗。平静，恬淡。

我是日本文艺的知音，知音，但不知心——他们没有多大的心。日本对中国文化是一种误解。但这一误解，误解出自己的风格，误解得好。

十七、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欧洲、美国文学

歌德有格言：回到内心。陶潜的《归去来兮辞》，就是回到内心。

奥斯汀太嗦，狄更斯太通俗，但我就是喜欢这两位作家。艺术上前人和后人的关系，是艺术上的天伦关系：前人哺育后人，后人报答前人，成天伦之乐。

哈代的行文非常迟缓，我读时，像中了魔法一样。他行文的本领，音乐家应该羡慕：如此长，温和。读时，心就静下来，慢下来。他写苔丝早起，乡村的种种印象描写，无深意，无目的。就是这种行文。

知识学问是伪装的，品性伪装不了的。三年讲下来，不是解决知识的贫困，而是品性的贫困。没有品性上的丰满，知识就是伪装。

“历史是更伟大的圣经。”这话也是卡莱尔说的。说得好！我们讲文学史，是在讲文学的圣经。我们学文学，就是文学的神学。

中国从未被西方了解过。太可怜，太神秘。中国，不可能被西方汉学家来了解，还得我们自己来——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告诉他们不懂的事……西方最缺的就是中国的东西：含蓄，以弱制胜。东方西方要是真的相通，文明才开始。可是要唤醒东方、中国，非得西方来理解。

要去评价一个伟大的人物，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物？这是致命的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粗糙是极高层次的美，真是望“粗”莫及，望“粗”兴叹。如汉家陵阙的石兽，如果打磨得光滑细洁，就一点也不好看了。尊重这粗糙，可以避免自己文笔光滑的庸俗。

文学的最高意义和最低意义，都是人想了解自己。这仅仅是人的癖好，不是什么崇高的事，是人的自觉、自识、自评。

最近又读一遍《复活》，实在写得好。笔力很重，转弯抹角的大结构，非常讲究，有点像魏碑。

二十世纪文学

世界上的书可分两大类，一类宜深读，一类宜浅读。宜浅读的书如果深读，那就已给他陷住了，控制了。尼采的书宜深读，你浅读，骄傲，自大狂，深读，读出一个自己来……《道德经》若浅读，就会讲谋略，老奸巨猾，深读，会炼成思想上的内家功夫。《离骚》若深读，就爱国、殉情、殉国，浅读，则唯美，好得很。《韩非子》，也易浅读。

谈主义，是一种现代病。试看古人，从雅典到文艺复兴，都不标榜主义。因为主义总是一种偏见，甚至是强词夺理，终归是自我扩张，排斥异己。

 “那个才气超过你十倍的人，你要知道，他的功力超过你一百倍。”刚才来讲课路上，我想到这么一句。自己耕耘，自己收获，自己培养自己，自己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诺贝尔奖，好像是个世界性的中状元。

文化好比一瓶酒。希腊是酿酒者，罗马是酿酒者，酒瓶盖是盖好的。故中世纪是酒窖的黑暗，千余年后开瓶，酒味醇厚。中国文化的酒瓶盖，到了唐朝就掉落了，酒气到明清散光。“五四”再把酒倒光，掺进西方的白水，加酒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