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国学大师楼宇烈出现在苏州缥缈峰下的江苏东吴书院，为到场专家、学者、嘉宾做国学讲座，深入浅出的讲解赢得到场人员的阵阵掌声。

楼宇烈说，时间非常凑巧，章太炎先生1934年在苏州创办国学讲习会，而他就是这一年出生的，所以来苏州讲国学，他感到非常亲切。在接受苏周刊专访时，楼宇烈认为，传统国学中有很多精华值得我们学习与思考，其中，敬天、重人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对治疗今天社会、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天人合一”思想是敬天和重人的统一

苏周刊：谈到中国文化，许多人就会想到“天人合一”，请您谈谈这种思想到底有什么内涵？

楼宇烈：“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在去年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人类面临的种种难题，并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随后列举了15种思想，第一种就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我们现在讲“天人合一”，是讲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传统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是既重视天，也重视人，可以概括成“敬天重人”，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

苏周刊：“敬天”是什么意思？中国人为什么“敬天”？

楼宇烈：敬天就是尊重天、尊重大自然。《论语》中有一句“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意思是说，天是最大的，尧要效法它，以它为自己的榜样和准则。儒家认为，德行跟天地一样才能成为圣人。所以孔庙里用两块匾颂扬孔子，一块是“万世师表”，另一块叫“德配天地”。

中国人敬天，是因为他们觉得，天值得我们学习。它心胸开阔，万物在天地之中生生不息。曾国藩给儿子写过一封信，告诉儿子怎样养生，说“治心病，以‘广大’二字为药”。就是这个道理。很多病是因为我们的心胸不广大、放不开导致的。

其次是天地孕育的万物各有所长，是学习的榜样。比如水，《老子》里面讲“上善若水”，水是有包容精神的。另外，水虽然柔弱，却又能水滴石穿，凭的是坚忍不拔、坚持不懈的精神。这些都是水的长处。

三是天地讲究诚信。天地从来没有发号施令，但天道永远是春夏秋冬，这就是诚信。

中国人讲“只知耕耘，不问收获”，好像看起来很消极，其实不然。“遇不遇者，时也”，你的才能要和你的机遇结合才能成功。所以这种听天命并不是消极地呆在那里，而是尊重天地万物、不走极端，强调的是自然合理，合乎事物的本来状态（本性）。

苏周刊：“重人”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思想？

楼宇烈：重人就是“人本”，就是以人为本。现在这个词指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根本，传统意义上是说，一个人、一件事要成功，重要的不是靠外力，而是靠自己的德行，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从周代开始，我国就奠定了重德、敬德的传统。《大学》里面第一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要求我们每个人充分发扬自己本性中所具有的德。《大学》里面还有一段话：“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意思是说，一个人有德行，民众才会向你聚拢，才会有土地，有了土地才可以产生财物，有了财物才可以用。所以它的结论是“德为本，财为末”。

中国的“重人”文化，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来的。周王朝建立以后，总结了夏、商两代的经验教训，发现是因为大禹治水让百姓安居乐业，所以舜推荐他，老百姓拥护他，他的儿子后来建立了夏朝，可是末代君主夏桀荒淫、残暴，老百姓诅咒他，所以成汤部落推翻了他，建立商王朝。可到了商纣王，又是一个暴君，结果周部落推翻了他，建立了周朝。鉴于这两个朝代的历史经验教训，周王朝确定了人的德行是第一的理念，形成了跟西方不同的文化。

苏周刊：“重人”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楼宇烈：这让中国的文化成为一种内求的、内省的文化，重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

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一种独立的、主体的能动，自己能管住自己。正因为人有这样的能动性，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化认为，人能参与到天地的变化中，当然也不能随意去运用人的能动性，而要掌握好分寸，要在敬天的情况下运用。

西方发展曾借助中国以人为本思想

苏周刊：在“重人”思想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

楼宇烈：刚才说到，从周朝开始，已经奠定了我们以人为本的文化特性，所以我们强调，社会要构建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构建和协调？主要靠人的自觉和自律，而不是靠外在的力量。

当然，我国也很重视人文的教化，就是礼乐教化。这一教化的核心就是让人能够按照自己的身份，去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礼确定了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身份，这个身份首先是从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来确定的，一共分为五种，第一个是君臣，第二个是父子，第三个夫妇，第四是长幼，第五是朋友。其中后面四人都是自然关系，就第一个有点不像，其实就一个社会来讲，君臣关系也是很自然的，社会不可能没有上下。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会努力把君臣关系诠释为父子关系、把官民关系诠释为父子关系，这是一个自然的关系，就应该这样做才对。

我常常讲，“父母官”的提法要比“公务员”亲切得多，因为父母对子女来讲是最亲切的，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看来是最私的，可是哪一个父母对子女不是无私的奉献？不是无偿地付出？这个最私的关系里面蕴含着最无私的精神。我希望父母官对待群众就像对待子女那样，当然百姓对父母官也应该有一种敬意。

苏周刊：西方人过去主要靠什么来协调人际关系？

楼宇烈：西方的历史上，特别是公元一世纪基督教起源以后，人们往往以神的意志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到15世纪以后，西方人开始反省，希望从神的脚下站起来，成为独立的人，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到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都在寻求。通过16世纪来中国的传教士，中国这种“重人”的文化被传递到欧洲，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就是借助这种人文精神，去跟西方以神为本的精神抗衡的。

所以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对中国崇拜得五体投地，把中国看成最理想的国家，中国社会看成最理想的社会。他们看到人确实可以靠自觉、自律来维系社会的稳定，维系历史的发展。所以启蒙运动以后，西方人的理性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理性的推动下，才有了近代科学的发展。

苏周刊：当时的西方有没有完全照搬中国的“重人”思想？

楼宇烈：没有，只是进行了借鉴，让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得到了肯定，但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仍深深烙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因此西方走向近代以后，觉得科学了不得，相信人定胜天。直到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人常讲“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想到一定能够做到”。人这么狂妄，结果呢，造成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

战争最终目的就是争夺财富资源，用哲学思考就是人的自我异化，人不安于自己的现状，想获得更多的财富和资源，于是哪里有财富资源就到哪里去掠夺，西方人原来是神的奴隶，这样以后就成为物的奴隶了。

苏周刊：现代西方怎么看待中国文化？

楼宇烈：当年启蒙运动是高举人本主义大旗，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思想家又一次提出要高举新人本主义旗帜，而且认识到新人本主义还要从古老的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当中去寻找。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敬天、重人，对治疗我们今天社会、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是具有重大启发意义的。

东西方对世界的认识没有高低之分

苏周刊：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冲击，您对此怎么评价？

楼宇烈：确实，100多年来，我们的文明出现了一些裂痕。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个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上学的瑞士留学生来找我，说很想了解中国人怎么用中国的文化来诠释中医的道理，但来了一年，发现都是用西医的理念来讲中医。他说，中医和中国的哲学是密切相关的，从某个角度讲，中国的哲学是在中医的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我觉得他理解得很到位。他问能不能到北大来听中国哲学，我说当然欢迎，但紧接着我又说了一句：请你不要太乐观。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也是用西方的哲学理论在讲中国哲学。康有为的《论语注》《孟子微》已经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前言部分，也是用西方哲学来阐释中国哲学思想，这样慢慢就把中国哲学给解构掉了。现在我们讲中国哲学史，首先要给中国哲学家排排队，谁是唯物主义的，谁是唯心主义的，然后讲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怎么斗争，其实已经改变了中国哲学的本来面貌。

苏周刊：中医现在的诊疗方法您如何评价？

楼宇烈：中医的诊断方法是视诊、望闻问切。现在许多中医根本不用这些办法，原因是，很多人否定中医，认为中医不科学，因为它没有生理解剖学做基础。我说，这种质疑是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西方生命解剖学是一种“尸体解剖学”，是在死人身上解剖。中国人也是有解剖的，叫“内观解剖学”，就是在活人身上来认识，不仅认识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甚至脏器与脏器之间的空隙也观察得细微，空隙不是留在那边无用的，很多的经络就是通过空隙来传达气血的流通的，这种解剖学不是人人都能学会的，需要相当的修养才能观察到。哪个解剖更好一些，我想应该是在活人身上的解剖吧。因为我们要治疗的是活人，不是死人。

视诊是中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套非常严密、完整直观的诊断方法，我们现在把它丢了，去靠仪器。过去一个医生可以一望而知你得什么病，这是医者的直觉；接下来还要闻，这是医者求证直观的一个方法；问是问病者的直觉；切是求证病者自己的描述对不对。所以这是一套完整的医者和病者诊断的体系，但我们现在能望诊的极少，切脉的中医大夫也很少，这是文化的一个巨大损失，把人的主动性完全丢在一边，靠机器诊断，要知道机器也是有误差率的。

苏周刊：如今中国的其他领域，也受到西方理论的指导。

楼宇烈：是的。比如讲历史，我们受社会发展史一些理念的引导，认为社会发展都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其实在中国，“封建”这个概念秦始皇之后并不存在，秦始皇以后施行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不能用西方的理念去套。

苏周刊：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化，您怎么看？

楼宇烈：这种理解是片面的。现在西方很多的科学家认识到，人类认识世界是有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道路，一条是西方的，这两条道路没有高低之分，没有正确错误之分，它们同样有效、同样正确，只是各有所长。

中国的文化不是近代西方科学所谓的“标准合理”，而是“自然合理”。“标准合理”完全忽视了事物的个性、特性；中国的思维方式，一切都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没有统一的标准，要合乎事物的实情才是合理的，所以我把它称为“自然合理”。

总之，我们古代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直觉、直观、直接的经验来认识事物的；而西方的现代科学是以人的理性、逻辑、推理去认识世界的。但现在西方也对“科技万能”的思想提出了批评，呼吁要重新回归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传统，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传统国学中真的有许多精华值得学习，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中国文化可以为当今世界“疗伤”。

知行合一内外结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苏周刊：西方文化100多年来的冲击，给中国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

楼宇烈：很多。比如生命观变了。原先中国人认为，一切生命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通过一代一代进行延续，它不是一个个体生命观，而是群体生命观。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我个体如何，而在于我这个个体对祖先有什么意义，对子孙有什么意义。有了这种观念，我们做事情就不仅为自己考虑，还考虑到同胞，考虑到跟我们并存的万物。现在许多人太自我了，不把别人、万物放在眼里。

还有是许多人“心术”变歪了。《管子》里讲了一个最原始、最普遍的“心术”，它说，心是一身之主宰，所以按照正常的心术讲，应该先修心来管我们的五官，用五官管外物（就是“天”）。可是现在我们常常是这样的：五官被外物管住了，心被五官管住了，结果心想着怎样使感官得到满足，感官对外物的追求无止境、欲壑难填，最后导致心变坏了。

家庭的概念也越来越缺失，子女不太愿意跟父母搞好关系，把父母看成束缚自己的人。其实没有父母，子女怎么长大成人？

苏周刊：您觉得怎样消除这些负面影响？

楼宇烈：我想首先是要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的价值，不能妄自菲薄。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年）在他《论法的精神》里说，历史上总会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基本的规律都是征服者改变被征服者。但中国出现的情况却是征服者总被被征服者改变，这是很奇特的。孟德斯鸠认为，出现这一情况，原因在中国的礼教，这种礼教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宗教，第二是法律，第三是习俗，第四是礼仪。而这四个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整体，所以改变它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

改变它的整体。

所以我觉得要给礼教正名，不能用一句“吃人的礼教”就把它否定掉了，要回到传统去。如果说，敬天、重人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那么，礼教就是这种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礼教教大家不要忘本。“礼”里面包含着人与人的自然关系中需要互相遵守的行为规范。有了礼教，我们还犯得着用多少法律来强制人们做这做那吗？

苏周刊：除为礼教正名外，还要注意什么？

楼宇烈：应该知行合一。我们要学习和践行，不光是讨论理论问题，还要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

苏周刊：具体怎么落实？

楼宇烈：首先要读国学经典。有人说读不懂，这包括两层意思，一个是字面上的读不懂，这个好办，只要通过字典、词典和前人的注释就行了；另一个是里面所表示的思想、理念读不懂，这需要重新恢复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

其次要实践。现在许多地方提倡各种各样的礼仪规范，但走了两个极端，一是非常强调形式主义的东西，二是非常忽视外在形式。其实应该做到内外结合。

在这过程中，我们首先要以身作则，改变自己，多尊重父母，多尊重师长，多关心他人，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只有这样才有说服力，才能够让大家真心诚意地按中国文化的精神做人、做事。像《弟子规》不是背背就行，是要去做的，学一条，做一条，哪怕你先做到一条也比你光会背要好。我想，每个孩子都能做到十条，那就不错了。（施晓平实习生张文韬/文施晓平/摄）

人物简介

楼宇烈，浙江省嵊县（今嵊州）人，1934年12月生于杭州。1955年毕业于上海浦光中学，同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大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厚积薄发，深入浅出地提炼中国文化精粹，梳理中国文化脉络与体系，总结中国文化的内涵与核心，著有《中国的品格》《佛教与中国文化》《十三堂国学课》等经典著作，为当代国学大师，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者、实践者。

 来源于苏州日报